《毛泽东选集》四卷文稿的考辨

《毛泽东选集》四卷文稿的考辨

    [摘要] 《毛泽东选集》收入了毛泽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主要、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些著作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编辑毛选是一件严谨细致的大事，毛泽东亲自参加编辑工作，包括确定篇目、撰写部分题解和注释，并对一些文章作了重要订正。编辑毛选依据的版本是丰富多样的，从现存档案看，以手稿或修改件为依据版本的文章占比，随卷数的增加而增加。毛泽东是党内公认的学问家和文章大家，他一贯主张文章靠自己写作，反对他人代劳。毛泽东思想是一个严密而又科学的理论体系，毛选四卷中所收录的文章，就是构成这一理论体系的一根根“柱子”。从这些文章中，我们能够清晰地了解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丰富的全过程，体会到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理论总结。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的一生著述颇丰，共留下了逾千万字的著作。其中《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一至四卷，收入毛泽东从1925年12月到1949年9月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最主要、最有代表性的著作159篇（其中有5篇是集纳而成）。这些理论著作，反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进程，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

    长期以来，毛选编辑时依据的版本情况，并不为外界所知，以至多有不实议论。为此，我们依托中央文献研究室现有档案，通过查阅报纸杂志，考察了毛选一至四卷文章的版本情况。简要介绍如下。

 一、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 是一件严谨细致的大事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些根据地和解放区就出版了多种毛泽东著作集，这对于宣传毛泽东思想、教育各战略区干部群众，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它们都未经毛泽东本人审阅，也没有经过中共中央的正式批准。随着中国革命迅速走向全国胜利，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全党、教育全国人民，已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文化战线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由中共中央组织编辑出版一部权威的毛选，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1950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主要成员有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等。其中一至三卷的编辑工作，是1951年3月至4月在石家庄西郊的一所保育院里完成的。第四卷则于1960年2月至3月在广州完成正文审定。当年5月24日至6月2日，毛泽东又审读了第四卷的全部题解和注释。

     毛选的编辑出版是一件严谨细致的大事。毛泽东亲自参加了一至四卷的编辑工作，包括确定篇目、撰写部分题解和注释，并对一些文章作了重要订正。

    一是定篇目。他对文章的要求很高，选稿极为严格。比如第四卷中原来约一百万字的清样稿，被他选掉了一大批，上面都批着“此件不用”四个大字。

     二是修改、订正正文。对选集中收录的个别文章的若干观点，毛泽东在忠实于原稿的基础上，根据后来认识的发展变化，进行了适当的补充和修正。

     三是撰写题解和注释。这些题解和注释，有的是技术性的，也有一些是对重要历史背景的说明，还有一些是政治性和理论性的阐述。

     在毛泽东和出版委员会的共同努力下，1951年10月毛选第一卷出版；1952年4月，第二卷出版；1953年4月，第三卷出版；1960年9月，第四卷出版。毛选四卷的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项基本理论建设。毛选先后被译成各少数民族文字，在全国各族人民中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毛泽东选集》 编辑的依据版本丰富多样

     毛选编辑的依据版本到底有多少？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先后查阅了中央文献研究室保存的1925年至1949年有关毛泽东档案，同时查阅了毛选一至四卷编辑过程稿，并根据有关线索查阅了《中国农民》、《两条路线》，《红色中华》、《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人民日报》等公开出版的报纸杂志。根据查档结果，我们大致可以将毛选一至四卷收录文章所依据的版本情况分为四个大类：

     第一类为依据毛泽东手稿或毛泽东所作的修改件形成；

     第二类为依据会议讲话记录稿、谈话记录稿，或有明确署名的抄件、油印件、铅印件等形成；

     第三类为依据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署名文章形成；

    第四类为虽然没有明确署名，但有旁证是毛泽东撰写的抄件、油印件或公开发表件，如新华社援引毛泽东某月某日谈话，等等。

    根据我们查阅的情况，可以看出毛选一至四卷的许多文章有很丰富的版本来源，有时候同一篇文章存在多种版本来源。当然，上述四类版本依据在判明文章著作权方面的重要性是有所区别的，其中第一类最高，第四类最低。总体上看，以手稿或修改件为依据版本的文章占比，随着卷数的增加而增加，到第四卷已达到80%。

     为什么不是所有的文章都有手稿、都能够依据手稿来进行编辑？原因是：

     第一，毛选一至四卷写作时间跨度近24个年头，艰苦的斗争岁月、久远的时间跨度，给手稿的保存带来诸多困难。在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濒临生死存亡的边缘，进行过数次大的战略转移，如长征、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等。在进行战略转移前，中央为防止有关机密落入敌手，根据相关要求，曾进行过大规模的文件销毁工作。在文件销毁的过程中，毛泽东一些手稿存在散失的可能。

     第二，毛泽东身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党务军务繁忙，因此，在起草电报或写作文章时，往往采用行书或草书。为了防止文章发表或电报拍发时出现因辨字不准造成的错误，毛泽东往往要求工作人员根据手稿抄正后再送阅或发送，以减少不必要的错误。我们在查阅档案的过程中，就经常发现在一些手稿、修改件、手抄件上，毛泽东批阅这样的文字：“请抄正后再阅”；“抄正一份，再送我一阅”。有些文章则是先写出初稿，抄正后修改，修改后又抄正，反复多次，直到他满意为止。他的这种认真态度，就可能造成现存档案中仅仅只保留有抄件（最终稿），而手稿（初稿）反而遗失的情况。

     第三，毛泽东的许多文稿，当年都是用毛笔书写，占了很多页码，战略转移的时候，为了携带方便，就让工作人员用铅笔或钢笔抄写在一张纸上，结果也造成只有抄写稿，没有手稿的情况。

     第四，许多电报发出以后，原稿当即销毁，不再保存，这样又造成只有接收稿、没有原稿即手稿的情况。

     第五，在国民党长期白色恐怖统治下，为保密起见，中共中央下发的一些机密文件，有时会要求收件人收到信件“阅后即焚”。因此，毛泽东手稿就有可能在转送、转抄的过程中遗失、销毁。这种情况在档案材料中都有清晰的反映。如《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1947年9月1日）一文修改件上，就有毛泽东如下批示：“内部文件，不得遗失”，“阅后焚毁”。

     手稿保存不易，在战争年代是不难想象的。即便处于和平时期，我们要保存自己全部文章的手稿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此，期望毛选一至四卷中所有文章都依据手稿进行编辑整理，无疑是一种苛求。

     三、关于几篇重要文章的考订

     毛选一至四卷收录的文章有159篇之多。限于篇幅，只能抽取相对较为重要、具有一定代表性甚至是有争议性的文章进行举例，加以说明。

     （一）关于《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是毛泽东为1928年10月4日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收录《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进行了文字上的修改，并改题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50天后，即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在交通不便的战争环境下，为了能将这篇报告送达中央，当时一共抄寄了3份，一份由中共湖南省委转中央，一份由中共湖南省委转江西省委再转中央，一份由吉安县委交江西省委转中央。即便如此，1929年3月，中央仍未收到该文。4月5日，红四军再次向中央报告时，又将此份报告附上。1951年编辑毛选第一卷时，所依据的就是湖南省委转交中央的那个报告。该报告上款为“湖南省委请转中央”。毛泽东亲自将这一报告的题目改为《井冈山的斗争》。1991年毛选再版时，又根据江西省委转中央的版本进行了个别文字上的校订。

     毛泽东在这两篇文献中，系统地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它们写作时间相差50天，所处的历史背景，所面临的情况，所要解决的问题大致相同，因此有着很强的关联性。《井冈山的斗争》因写于《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后，所以在吸取其精华的基础上，得以在思想上、理论上更加系统化和明确化。

     这两篇文章之所以是毛泽东的作品，一是因为其中阐述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毛泽东自上井冈山以来一直在探索、阐发和宣传的，在当时和后来都广为人知。

    二是有旁证。当初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在场的人很多，不少人都在回忆文章中证明了这件事情。关于《井冈山的斗争》，也是如此。例如，当年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长征期间曾任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的杨至成就回忆说：凡是重要报告和文件，毛泽东都是亲自撰写，如《井冈山的斗争》就是在1928年11月25日写的。（参见中国青年出版社编《红旗飘飘》第14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第27页。）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面推断这两篇文献的作者是毛泽东。就是在1943年编的《两条路线》上，可以查到《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原题为《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署名为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两条路线》是1943年由中央书记处编辑的文献集，文献集中所收录的文章是经过严格考证的，也是为全党所公认的。这就从侧面证实了《井冈山的斗争》的作者是毛泽东。根据《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内容上的关联性，我们可以推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作者也是毛泽东。

 （二）关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泽东1930年1月5日写给林彪的一封信，是对林彪1929年12月底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如何估计的来信的答复。毛泽东在复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并将其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联系起来，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这篇文章也没有手稿，我们是在《两条路线》文献集上查到了这篇文章，原题为《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署名毛泽东。还查到油印件一份，上面有一印刷前言，写道：兹将“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印发各地，希各战略区负责同志研究学习，并妥为保存不得遗失。

     编入毛选时，毛泽东删去了信中批评林彪的文字，并将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因是1948年2月12日，林彪给中宣部写了一封电报，说：“这封信是1929年旧历年毛主席写给我的，现在当着刊行的时候，使我联想起这件事来。这封信的内容是有很大的宣传教育意义的，因此我同意在党内党外公布这封信。但为着不致在群众中引起误会起见，我认为只公布信的全文，而不必公布我的姓名，就好些。”毛泽东尊重了林彪的意见。从林彪的信中不难看出，这篇文章确系毛泽东撰写。

 （三）关于《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讲演。随后，毛泽东作了修改，20日在《新中华报》上节录发表，题为《毛泽东同志讲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2月15日，文章全文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20日，《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载了全文，毛泽东将文章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经过长时期的思考和探索才提出来的。用他后来的话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毛泽东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这个科学概念，是在1939年12月写成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别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明确规定：“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那么，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呢？他在1939年10月4日写成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给予了明确回答。文章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5—606页。）

     既然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那么这个国家是怎样的呢？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纲领，为新国家描绘出一幅完整的宏伟蓝图。文章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进行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才是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想要“毕其功于一役”是不行的。这两个阶段又必须相互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文章还系统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至此，在1939年和1940年之交，毛泽东接连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具体内容，把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新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勾画出一个清晰而完整的轮廓。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是一次飞跃，是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在档案资料中，我们查到了上述几篇文章的版本依据。其中《〈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公开发表在《共产党人》创刊号（1939年10月20日）上，署名为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存有修改件，上有毛泽东修改痕迹。另外，我们还查到了毛泽东写完《新民主主义论》后，给吴玉章写的一封信：“吴老：写了一篇理论性质的东西，目的主要为驳顽固派，送上请赐阅正，指示为感！毛泽东即。”（《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页。）

     关于毛泽东写作《新民主主义论》的情形，曾做过毛泽东警卫员的贺清华有过很详细的回忆：“有一阵，毛主席接连几天没有睡觉，集中精力在写《新民主义论》。”（《星火燎原》选编之五，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607页。）无疑，这样的辛苦是值得的，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讲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对此，温济泽曾做过生动的描述：“这个长篇讲话，从下午一直讲到入夜点起煤气灯的时分。”“拥挤在会场里的五六百听众，被他的精辟见解和生动话语所鼓舞、所吸引，聚精会神，屏息静听，情绪热烈，不时响起一阵阵的掌声。”（温济泽：《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473页。）

     这篇文章传到国统区，连一向攻击共产党没有理论的号称国民党“理论家”的叶青也不得不承认，自从读到《新民主主义论》，“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叶青：《毛泽东思想批判》，帕米尔书店1974年第3版，第5页。）。

     20多年后，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长征、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时，曾说：“《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四）关于《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1948年11月，在毛泽东的亲自部署下，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联合发起了淮海战役。淮海战役进展得较为顺利，至12月初，我两大野战军已歼灭了黄百韬兵团，正在围歼黄维兵团，并同时包围了杜聿明集团。刘伯承曾形象地将这一态势比喻为“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12月16日，黄维兵团被全歼。由于歼灭杜聿明部已不成问题，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要求，中野和华野开始进行战地休整，对杜聿明集团进行围而不歼。杜聿明部在被围困期间，断草绝粮，饥寒交迫，军心动摇。为了进一步瓦解敌人，我人民解放军加强了政治攻势。毛泽东为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起草了《对杜聿明邱清泉李弥诸国民党将领的劝降书》，向被围困的国民党军队阵地反复广播。

     这篇广播稿曾刊载于1948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报》。当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载了题为《不投降就要被消灭！我中原及华东司令部劝杜聿明等部速投降》的一篇报道。报道说：新华社淮海前线17日电：“人民解放军中原和华东两司令部本日发出对杜聿明邱清泉李弥诸国民党将领的劝降书，原文如下。”此时报纸上所刊载的劝降书全文，与后来收录《毛泽东选集》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除了少数地方作了文字改动外，在内容上几乎一致。1960年在收录毛选第四卷时，才将《对杜聿明邱清泉李弥诸国民党将领的劝降书》改名为《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关于被围困中的杜聿明集团，毛泽东曾提出过由中央军委修改播发劝降书的动议。12月16日，他为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指出：“向杜、邱、李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除部队所做者外，请你们起草口语广播词，每三五天一次，依据战场具体情况变更其内容，电告我们修改播发。”（《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20页。）

     那么粟裕等人后来到底给毛泽东报送了怎样的口语广播词，而毛泽东又对这个广播词进行了怎样的修改？这是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的问题。

    遗憾的是，我们在档案中没有找到《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也就是之前《对杜聿明邱清泉李弥诸国民党将领的劝降书》）的手稿。因此，毛泽东对淮海前线起草的口语广播词进行了哪些改动，改动了多少，是否重新撰写等问题无法给予确切回答。

     幸运的是，我们在查找档案的过程中，找到了此前不久毛泽东起草的《对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213页。），通过这一广播讲话，可以从一个侧面搞清楚《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修改甚至起草情况。

     《对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写于1948年11月27日，共两篇。此时，淮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国民党军黄维兵团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在宿县西南的狭小地带。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连续播出五篇讲话，劝该兵团投降。这五篇讲话稿中，除上述两篇全篇为毛泽东所写外，其余三篇毛泽东都进行了修改。

     毛泽东在起草这两篇讲话稿时，也曾专门去电前线，询问有关情况。电报说：“刘陈邓：请你们描述一些黄维兵团在战场上的具体情况以便写口语广播。”毛泽东所起草的第一篇讲话稿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写的。这篇讲话稿共3页，之前有一底稿，但毛泽东进行了重写。讲话稿用毛笔竖写，原稿几乎全部推翻。讲话稿起草完毕后，毛泽东感到意犹未尽，又在上面批示：“乔木：原文立场不对。对黄维这样的军队，不应要求他们‘反正’，而应劝他们缴械。并且措词啰唆，不得力。”第二篇讲话稿以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名义所写，原稿共4页，均为毛泽东的笔迹，用毛笔横写。

     通过对比《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和《对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可以发现，这两篇写作时间相差仅20天的文章在结构上有相似之处，都是先向敌方实事求是地讲清楚他们现在的处境，指出他们只有投降一条路可走；再希望敌方仿照郑洞国等人的榜样，不做无谓的抵抗；最后作出实行宽大政策的承诺，保证敌方人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