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晋作家具

    在众多的地方家具流派中，山西地区的晋派颇有特色。前面我们叙述过在清以前并没有形成地方家具流派，我们现在所说的地方流派都是清以后的。晋派家具大约形成于明永乐(1424年)以前，它注重实用且用料大器，追求一种威武、壮硕的风格，其造型淳厚，结构严谨，做工精细，具有明显的崇尚局部木雕装饰的北方地方特色。这种民间木家具向以嫁妆和柜类的技艺精湛和乡土味浓重而著称，直到清代尚在沿袭生产。

    晋式家具独特风格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地理与经济原因的。据说，李自成兵败之后.农民起义军卷走了京都的大量财宝，准备退居山西后东山再起，结果此事并未如愿，这巨大的财富流失民间，孕育了一个闻名海内的行业，那就是山西的钱庄，又在钱庄的基础上，形成了历史上举足轻重的晋商。这些聚财万金的富豪，纷纷以巨金建造庄园，现今名扬四方的“乔家大院”就是一个典型。据说在山西，比乔家大院规模大的还有王家大院等许多名院。这些深宅大院，当然需要大量家具来陈设，所以晋派家具应运而生。又因明初，平阳府、汾州府、太原府一带的农业、手工业较快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城池寺庙和民宅的相继营缮，也推动了木家具的发展与提高。特别是太原府踞军事要塞，社会经济有一定基础，明初北塞军事消费增大，商贸日愈繁荣，阳曲、榆次的木家具也得到大发展，并形成主要产区，同时也带动了大同府家具业的兴起。

    晋派家具以漆木家具为主，它渊源于在山西建都的尧、舜漆器，后来则主要投向于推光漆、云雕、螺钿和漆画等技法的运用。

    晋作木家具与漆木的发展，显见是有差异，前者自古以来始终在延绵地渐进；后者则是间断地、产地分散地推进，有的技法起步也晚。如果从时间上推断，晋作家具大体上是由南向北的扩展，并遍及各地，其主产则以太原府、阳曲、榆次较为集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这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分析。

    首先是移民的影响。据史料记载，元末政治腐败，战乱频繁，加上黄河决口、蝗灾流行，中原一带“赤地千里，荒无人烟”。毗邻的晋地却风调雨顺，生活安定。于是中原人口大量入晋，使晋南一带人口稠密，社会负担沉重。明灭元之后，为了巩固其基础，在实施“休养生息”的政策的同时，自1368(洪武)——1419（永乐)的五十年间，以洪洞县广济寺为移民点，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移民，移民到了新地方，带去了晋文化及农艺、匠艺，其中也包括家具制作手艺。

    第二，明建国以来的二百多年，为防范蒙古贵族的骚扰，自1386——1396(洪武)即致力于建立北塞联防，晋商人由于承担了兵站任务而致了富，商业更加繁荣，除晋中、晋南的商品拥入外，新安商人经营的南货也源源而来，这些都推动了晋派家具的发展，为永乐年间晋派家具的初步成熟创造了条件。

    第三，1465（成化)——1571年(隆庆)明王朝与蒙古贵族和议之前，北塞“九边”已成为全国性的消费大市场，商贾云集，贸易昌盛，再加上浮糜炫耀消费风气的影响，推动了晋派家具的完善并成为明家具的重要部分。

    晋作家具自万历(1573年)后，在苏、广、京等家具的相互影响下不断汇流，并共同推动了明家具的提高，晋作的后期家具，日见精巧古趣和运线多变。广作造型的古色古香，铜饰件的精致、大理石镶嵌的悦目，雕漆的通法熟练、螺钿的满布自如等，也对晋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效仿者并不少见。

    与苏、广、京三地相比，山西毕竟交通闭塞，其家具所用材料也就只能就地取材，除松、榆、杏、杨外，最常用的是核桃木。这些木材虽说远不及紫檀、红木那样珍贵，但它是山西土生土长的木种，具有地方特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它们被制作成家具后，多涂深棕色或桔黄色，外罩桐油。这也可以算作是晋作家具的另一个重要地方特色吧。